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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渝萬律師》

時間:2017-04-17 19:14來源:未知 作者: 鄭文燮 點擊:
《渝萬律師》開辟了文藝隨筆專欄,這是一件有政治遠見的事情,它擴展了刊物的視野,使刊物生動活潑,使法律性的學術刊物有文化的美學追求,有大的氣象、大的格局、大的境界。董步光律師提出法律美學的思想,這種創意性的思考與探索,或許能夠對中國法律學術帶來進步
《渝萬律師》開辟了文藝隨筆專欄,這是一件有政治遠見的事情,它擴展了刊物的視野,使刊物生動活潑,使法律性的學術刊物有文化的美學追求,有大的氣象、大的格局、大的境界。董步光律師提出法律美學的思想,這種創意性的思考與探索,或許能夠對中國法律學術帶來進步性的影響。董步光先生學養豐厚,知識寬博,青少年時期學習研究繪畫與戲劇,文學藝術的鑒賞與薰陶及其后金融工作的長期實踐,他對社會、經濟的了解,對文學藝術的美學認識,無疑對他法律美學的思考奠定了思維的基石,為了研究《蘇三起解》戲劇人物繪畫,查閱史料,詳細考證明清歷史上“三堂會審”的法律案卷,他是一位嚴謹求真的學者型的律師。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應有必須具備的社會價值功能,我們的社會生活充溢著政治,文學不可能脫離政治,每一部有社會影晌力的文學名著,背后不都站著宏大的政治?!
法律是一個國家政治機器的重要樞紐,每一個人都離不開法律。文學是人學,是寫人的,法官與律師身上裝著文學創作的重要資源∶人的故事,社會的眾生相,與法官律師交朋友,將會提升你的文學品格與精神,使你的作品大氣,深厚,使你的創作受益無窮。
以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為例∶不朽的文學名著《紅樓夢》中寫了不少的社會案例,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寫鄉紳甄士隱三歲的女兒英蓮被仆人帶去看元宵夜的燈會,不小心丟失,長大后被拐子賣給馮淵,正要過門的時候,英蓮被賈府的親戚呆霸王薛蟠看上,打死了馮淵,搶走英蓮為妾。小說《紅樓夢》中人物的名字很有意思,英蓮,應憐;馮淵,逢冤,曹雪芹給書中人物取的名字諧音背后都有意味深長的故事,命名即宿命。這起案子交給應天知府賈雨村審理,賈雨村是個窮苦的讀書人,在葫蘆廟里讀書時,上京趕考都窮得沒有路費盤纏,甄士隱資助了銀兩與寒衣,中進士后又通過賈府的關系作了應天知府,賈雨村先要秉公執法,捉拿薛蟠歸案伏法,后來知道了薛家與賈家的關系,薛家是皇商,賈家是巨宦,寧國府賈政的女兒賈元春是皇帝的寵妃,都是與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關系密切的人物,這件案子自然不會秉公執法,甄士隱本來是賈雨村的恩人,現在他的女兒遭遇了不幸,但在法律的天平上,作為應天知府的賈雨村也不得不昧著良心讓薛蟠消遙法外,在封建專制社會,是不可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在嚴密的關系網面前形同虛設。
明代是商品經濟繁盛的社會,由于對外貿易的發達,資本主義在中國有了萌芽,國與國的交往,人與人的交往,必然會涉及到案件的發生,這些也必然會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明代話本小說《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連名字都打印上了訴訟與司法的政治烙印。小說《鏡花緣》有不少中國與南洋國家交往產生的故事與涉外的經濟案件。小說《金瓶梅》雖是市井小說,里面也涉獵到了市民與官府的恩怨糾葛。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司法制度逐漸健全,從西方法律引進的律師制度也有了體現,1933年4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一任領袖陳獨秀以“危害民國罪”案由在江蘇省高等法院江寧分院公開審理,起訴他“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并以文字為叛國宣傳。”在法庭上,審判長問∶“你知道要推翻國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國罪嗎?”陳獨秀答道∶“我只承認反對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不承認危害民國,政府并非國家,反對政府,并非危害國家。”義務擔任他的辯護律師的章士釗在法庭上提出了“政府不等于國家”,“反對國民黨及其政府不等于反對國家。”“以言論反對或攻擊政府,無論何國,均屬無罪”的無罪辯護理由,章士釗作過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他的法制理念是西方化的。
章士釗為陳獨秀義務辯護,待陳獨秀自作辯護后說“現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來不暇,焉用治罪乎?”陳獨秀見章與自己政治觀點不符,且有向國民黨賣身投靠、搖尾乞憐之嫌,陳說∶“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陳獨秀之《辯護狀》成為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法學教材。陳獨秀《辯護狀》“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帝制,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戰后,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
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后的中國,外困于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內困于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決非懦弱的妥協的上層剝削階級全軀保妻子之徒,能實行以血購自由的大業。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踐踏的下層民眾之奮起,甚于畏憎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業。只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宰制,對內掃蕩軍閥官僚的壓迫,然后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農勞苦人民一般的斗爭,與中國民族解放的斗爭,勢已合流并進,而不可分離。此即予于“五四”運動以后開始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也。
共產黨之終極目的,自然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即是:一切生產工具收歸社會公有,由社會公共機關,依民眾之需要計生產消費之均衡,實行有計劃的生產與分配,使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較今日財產私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高度發展,使社會物質力量日漸達到足夠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產主義,在經濟學上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更高度發展的生產制,猶之資本主義較高于封建生產制也。此決非世俗所認為簡單的各個窮人奪取各個富人財產之意義。此種生產制,決非我等之空想。經濟落后的俄國,已有初步嘗試,而獲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國家無不陷于經濟恐慌的深淵,獨蘇聯日益繁榮。此新的生產制之明效大驗,眾人之所周知也。
中國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蘇聯者七年。今日二者之榮枯,幾不可比擬,其故可深長思矣。或謂共產主義不適宜于中國,是妄言也。此一終極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實現。為實現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任務:
一曰:反抗帝國主義以完成中國獨立。蓋以中國的海關、礦山、工廠、金融、交通等經濟命脈,都是直接間接宰制于帝國主義之手,非采取革命行動,擊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鐐鎖,中國民族工業將無發展之可能。列強的海陸空軍威嚇著全國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強占了中國領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騙,均與賣國同科,尚何“民族主義”之足云。
一曰:反抗軍閥官僚,以實現國家統一。蓋以軍閥官僚自由發動他們的內部戰爭以破壞經濟,自由增加苛捐雜稅和發行公債以飽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毀壞政治效率,甚至自由勒種鴉片、販賣鴉片以毒害人民。軍閥官僚政治不徹底肅清,所謂國家統一,所謂民力伸張,一切都無從談起。國家不統一,民力不伸張,國外帝國主義之宰制不推翻,國內的軍閥官僚之毒害不掃除,即所謂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亦屬夢囈。中國終于是半殖民地,終于落后而已。
一曰:改善工農生活。蓋以近代產業工人及其所領導的農民,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主要力量。資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質上精神上抑壓工農,即不啻為帝國主義挫折中國民族解放斗爭的鋒刃。在農業的中國,農民之衰落幾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諸貧農,農民終歲勤勞只以供地主之剝削,則不獨無以挽回農業之就衰及農村之破產,而且農民購買力日弱,直接影響到城市工商業。即令能由城市輸資設立農村借貸機關,亦不過向農民增加一種剝削機關而已。
一曰:實現徹底的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蓋以賢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適于近代國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國。北洋軍閥既廢,代之者只應是人民的(權力),若仍尚賢人與保育,則誰是賢人,堪任師權力保,伊何標準,北洋軍閥亦得而尸之。況當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無組織,即無能力,無政治自由,即無責任心,亦不應課以責任。若不立即實現全國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完全自由,實現普選的全權的國民立憲會議,以制裁賣國殘民的軍閥官僚,一切政權歸諸人民,集合全國人民的力量以解決全國危急問題,其何以立國于今日!
凡此為中國民族利益,為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勞苦人民的利益而奮斗之大綱,予以前和現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國,以征求全國大多數人民之贊否。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政黨,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數人民之擁護,而不尚少數的英雄主義,更非陰謀分子的集團。予前之所行所為,即此物此志,現在及將來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標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見全國人民輾轉悲號于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專制者兩重槍尖之下,而不為之挺身奮斗也。
今者國民黨政府因予始終盡瘁于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檢察官向法院控予“危害民國”及“叛國”之罪,予不但絕對不能承認,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者相反。國者何?土地、人民、主權之總和也,此近代資產階級國法學者之通論,非所謂“共產邪說”也,故所謂亡國者,恒指外族入據其土地、人民、主權而言,本國某一黨派推翻某一黨派的政權而代之,不得謂之“亡國”。“叛國”者何?平時外患罪,戰時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國罪狀,刑法上均有具體說明,斷不容以抽象名辭漫然影射者也。若認為政府與國家無分,掌握政權者即國家,則法王路易十四“聯即國家”之說,即不必為近代國法學者所擯棄矣。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于國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的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一非曾經“叛國”矣,即國民黨亦曾“叛國”矣。袁世凱曾稱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民國者何?民主共和國之謂也,亦即別于君主專制國之稱。歐洲各國推翻專制者,流血以爭民主,其內容無他,即力爭憲法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之自由權利,及實行不參政不納稅之信條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國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國亦如此,“危害民國”者何?共和政府剝奪人民之自由,剝奪人民之參政權,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聲,羅馬歷史,十九世紀法蘭西及中華民國初年的歷史均遺同樣之教訓于吾人。即或不然,人民無權利無自由,大小無冠之王,到處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則在議親議貴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專制其實矣。倘實失而存其名,則軍閥之魁,民眾之敵,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詡,妄人亦或以“共和元勛”稱之,其實毀壞民權,罪即類于復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國之實質也。若認為力爭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權利,力爭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以裁判軍閥官僚是“危害民國”,則不知所謂民國者,應作何解釋?
國民黨竭全國人力膏脂以養兵,擁全國軍隊以搜括人民殺戮異己,對日本侵占國土,始終無誠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毀人民組織,鉗制人民口舌,使之“鎮靜”,使之“沉著應付”,即使之馴羊般在國民黨指揮之下,向帝國主義屈服,寧至全國淪亡,亦不容人有異詞,家有異說,而予則主張由人民自己擴大組織與武裝,對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戰爭,以解決東北問題,以完成國家獨立,試問誰為“叛國”!
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理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視自己為諸葛亮與伊尹,斥人民為阿斗與太甲,日本帝國主義,方挾“以力服人”之政策對付吾國,同時國民黨己挾同樣之態度以壓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黨國”之罪槍決新聞記者聞矣。而予則力爭表示民主共和國實質的人民自由權力,力爭實現普選全權的國民立憲會議,力爭民主擴大到它的歷史最高階段,予現在及將來都無篡奪民國為“黨國”之企圖。試問誰為“危害民國”?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認為一為共產黨人即屬犯罪行為,則歐美民主國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幾無此事,各國共產黨人莫不有集會、出版、參加選舉之自由權利,與一般人民無異,若認為人民反對政府或政府中某一個人,即為有罪,則只遠在二千年前周厲王有監謗之巫,始皇有巷議之禁,偶語之刑,漢武帝更有腹誹之罰,彼時固無所謂言論自由也。而廿世紀之民主共和國,似乎不應有此怪現象。若認為宣傳共產主義,即“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即為“危害民國”(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此直是歐洲中世紀宗教法庭迫害異教徒與科學家的把戲,彼時固無公認之信仰與自由也。而今日之民國絕不容有此,民國而若容有此,則不啻為日本帝國主義證明其“中國非近代國家”之說之非誣。
總之,予生平言論行動,無不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公告國人,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于國民黨已耳。惜之“法利賽”不仇視羅馬,而仇視為猶太人之自由奮斗的“熱狂黨”,今之國民黨所仇視者,非帝國主義,非軍閥官僚,乃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官僚、始終努力于最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產黨人。日本帝國主義方奪取山海關,急攻熱河,而國民黨之軍隊,卻向江西集中,其對待共產黨人也,殺之囚之,猶以為未足,更師袁世凱之故智,威迫利誘,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滅真正共產主義者,只以破滅廉恥導國人耳。彼等此時有權在手,迫害異己之事,固優為之,予唯有為民族為民眾忍受一切犧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評判。若于強權之外,復假所謂法律以入人罪,誣予以“叛國”及“危害民國”,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法院若不完全聽命于特殊勢力,若尚思對內對外維持若干司法獨立之顏面,即應毫不猶疑的宣告予之無罪,并判令政府賠償予在拘押期內之經濟上的健康上的損失!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陳獨秀


法院經過三天審理,判決陳獨秀13年刑期,經上訴,改判8年。陳獨秀服刑期間,編撰《獨秀文存》第六版,蔡元培作序。著作文字學訓蒙讀本《小學識字教本》,國民黨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審稿時認為名字不妥,要改一個字,陳獨秀說∶“一個字都不能改。”并退回了預支的8000元稿酬。
陳獨秀坐了5年牢,1937年8月23日出獄,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重慶江津,年僅63歲。
作家是社會的良知。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就是根據當時報紙上刊載的一件婦女臥軌自殺案件演繹而成的,小說通過上流社會貴族婦女安娜·卡列尼娜與人通奸而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而自殺的悲劇與列文的農村改革兩條線索展現了俄國農奴制社會改革帶來的社會問題,托爾斯泰進行心靈的探索而不是社會的道德判斷,展現的是人性的枷鎖與桎梏。
1828年2月29日法國《法院新聞》登載了一個死刑案件,這起案件給作家司湯達帶來創作靈感,他創作了長篇小說《紅與黑》,紅與黑代表軍隊與教會,是當時有野心的法國青年發展的兩個渠道,于連是一個木匠的兒子,他的個人奮斗經歷以及與兩個女人的愛情經歷折射了當時的法國社會。
馬克思高度評價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系列小說“像一面詩情畫意的鏡子反映了整整一個時代。”讀巴爾扎克的小說獲得的對法國社會的了解比讀歷史教科書還要多。
文革中,劉少奇在中南海遭到批斗,他手里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十年以后,劉少奇“平反”,文革中,那些因國家根本大法被踐踏而遭監禁、遭殺害的公民有的至今或許都被視為“反革命”。國家的“長治久安”是建立一個法治社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與人民才有安全感、生存權。
一個社會的底線行業有三個,一是教育,二是醫療,三是司法,無論社會如何不堪,只要教育不貪腐,社會就有希望;只要醫療不貪腐,人的生命就有保障;只要司法不貪腐,就會將社會腐敗壓縮到最小限度。
政治家、法官、律師離不開作家、詩人、藝術家,作家、詩人、藝術家更離不開政治家、法官、律師。作家、詩人、藝術家應與政治家、法官、律師交朋友,向他們學習,這樣會使創作擺脫風花雪月的“小我”,無病呻吟的“自戀”,華而不實的“諛頌”,婦姑勃溪、叔嫂斗法,雞零狗碎的瑣屑與庸俗,走向純真,走向質樸,走向大方,走向大氣,走向崇高,走向輝煌!
中國當今的社會現實,物質繁榮,精神貧困,信仰缺失,于是企求在中國傳統文化“儒學”中尋找藥方,儒學的核心是“仁”,引申政治即為“仁政”,“仁政”對人民大眾的精神導向是“希望有個愛民如子的父母官——清官”、“希望有個好皇帝”,逆來順受,“屈死不告狀”,老百姓受了欺負,有了冤屈,希望有“清官”為自己“伸冤昭雪”,這種法政觀念與西方大相逕庭,西方有句諺語∶“總統都是靠不住的。”法律是對社會的約束,法治才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在一個法治精神得不到彰顯的社會,誰都不是安全的。中國要實現法治國家,重點不是如何立法,而是如何守法、執法,有法不依等于無法,因此,律師是實現這一職責的砥柱力量,我希望《渝萬律師》雜志在轉變人民大眾的法治觀念上好自為之,有所作為。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肇始,在這不足兩百年的時間里,現代法治精神的樹立始終糾結著中國人現代化的步伐。戰爭的失敗,清政府認為西方堅船利炮,武器不如人,搞洋務,購軍火,結果號稱亞州第一的北洋海軍在1895年的甲午海戰中敗于鄰邦日本,看來不是“器不如人”,制度上也有問題,其后的清政府、北洋政府以迄國民政府也有政治改革,法制建設的呼聲與舉措,但對于中國文化的劣根性都沒有深刻的認識與觸動,1914年至1918年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結束,中國雖然屬于戰勝國,仍然處于屈辱的被瓜分的地位,1919年的五四運動請出“德先生”〔德謨克拉西〕、“賽先生”〔賽因斯〕,提倡科學與民主,這種科學與民主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固有的,是西方化的、現代化的,中國傳統文化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是“奴才侍候主子的文化”、“做穩了奴隸與想做奴隸還沒有做成奴隸的文化。”五四運動對于中國人的現代性的理性思維從專制制度下的解放功不可沒,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從學習西方文化的開放性思維中開始反思中華傳統文化的缺失,一個有序運作的現代社會,一個文明國家的政治文化構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必須科學與民主,法學即科學,科學包涵法學,民主與法制是現代社會的兩個層面,猶如人的手掌的正反兩面,一座山巒的陰陽兩面。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邁出了現代化的腳步,將近百年從封建專制的泥潭中的艱難跋涉走出了多遠?中華民族的精神創傷到底應該如何治療,作為國家公民,我們怎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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